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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尔诺贝利消防员妻子:为了拥抱受辐射的爱人我失去了女儿

2021-09-15 00:33  作者:admin 点击:次 

  ……我们结婚时间不长。逛街的时候还牵手呢,甚至逛商店也是。到哪儿都成双入对。我对他说:“我爱你。”但我不知道,我有多爱他。我无法想象……我们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,住在二层。那里还住着三个新婚之家,大家共用一个厨房。一层停放着消防车,红色的消防车。这是他的工作。我对他了如指掌:他在哪里,他情况如何。我半夜听到嘈杂声,喊叫声。我隔窗张望。

  我没有看见爆炸,只看见火焰。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……整个天空……高高的火焰,黑烟。可怕的火灾。而他始终不见踪迹。冒黑烟是因为沥青被点燃了,电站顶层铺了沥青。后来他回忆说,就像走在焦油上。人们在扑火,他们却蹒跚而行,用脚将滚烫的石墨踢开……他们去的时候,没有穿帆布防护服,只穿了一件衬衫,就这样走了。没人提醒他们,他们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……

  四点……五点……六点……我和他原本六点钟要去他父母家,去种土豆。从普里皮亚季镇到他父母住的斯佩里热村有四十公里。播种,耕地……他喜欢做这些事……母亲经常回忆说,她和父亲都不希望他留在城里,甚至要为他盖一间新房。后来他应征入伍,在莫斯科消防部队服役,他回来以后,只想去当消防员!不想干别的。(沉默)

  我有时仿佛听到他的声音……鲜活的声音……甚至照片都不曾如声音那样给我强烈的感受。可他从来没有呼唤过我。甚至在梦中……都是我呼唤他……

  七点钟……七点钟我被告知,他被送到医院了。我跑过去,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团团围住,一个人都不让进去。只有救护车驶入。民警们高喊:“别靠近救护车,辐射爆表了!”不只我一个人,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。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,她在这家医院上班。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,我揪住她的大褂:“让我进去吧!”“不行!他情况不好。他们所有人都不好。”我抓住她:“就看一眼。”“那好吧,”她说,“那我们快去。只能十五到二十分钟。”我见到了他……眼睛几乎看不到了……“得喝牛奶,喝很多牛奶!”熟人对我说,“哪怕他们喝三升也好。”“可是他不喝牛奶。”“现在他会喝的。”很多医生、护士,特别是这家医院的卫生员,过了一段时间便患病、死亡。但当时没人知道内情……

  上午十点,摄影师希申诺克死了。他是第一个死者……就在第一天……我们得知,废墟下面还有第二个死者——瓦列拉·霍捷姆丘克。他没有被挖出来,被混凝土埋在了里面。那时我们还不知道,他们只是第一批死者……

  于是我问:“瓦先卡,怎么办?”“离开这儿吧!走吧!你还要照顾孩子。”我怀孕了。可我怎能抛下他?他在求我:“走吧!救救孩子!”“我先给你弄牛奶去,然后再说。”

  我的闺密塔尼娅·基贝诺克跑来了……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。她父亲跟她一道来的,他留在车里。我们坐车去到附近的村里买牛奶,在城外三公里……我们买了很多三升装的罐装牛奶……买了六罐——希望足够所有人喝……但他们喝完牛奶呕吐不止……并且一直昏厥,医院就给他们输液。不知为什么,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,谁也没提辐射的事。城里停满军车,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。到处都是士兵。火车全部停运。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……我担心,明天怎么去村里给他买新鲜牛奶?没人提辐射的事。所有的军人都戴着防毒面具……市民还在从商店里购买面包、敞口的袋装糖,馅饼就放在托盘里……就像平常一样。只是……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……

  晚上,医院不让进了。四周人山人海……我站在他窗户对面,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。我是那么绝望!人群中有人听说: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。妻子们聚集起来,她们想: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。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!你们无权阻止!她们推搡着,撕扯着。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,将我们推开。那时,有个医生站出来说,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,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——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。公交车已经停驶,于是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……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,飞机已经飞走了。我们被蒙骗了。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又喊又哭……

  夜晚……街道的一边是大客车,数百辆大客车(已经准备疏散城市),另一边是数百辆消防车。到处在赶人。整条大街满是白色泡沫。我们踩着泡沫前行……我们骂街,哭泣。

  广播里说:全城疏散三到五天,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物和运动套装,你们将住在树林里。住在帐篷中。人们甚至很开心——我们要走进大自然了!我们要在那里迎接一个非比寻常的五一节。人们为此准备了烤肉串,买了葡萄酒,还随身带上了吉他、录音机。五月里那些可爱的节日啊!只有那些丈夫受伤的女人在哭泣。

 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到家的……似乎一见到他妈妈,我就清醒了过来。“妈妈,瓦夏在莫斯科!专机送走的!”可我们还是种完了菜园子——土豆、卷心菜(一周之后农村也疏散了)。谁能料到?那时候谁能料到?傍晚我开始呕吐。我怀了六个月身孕。我真难受……夜里做梦,他叫我。他活着的时候,曾在梦里叫我:“柳霞!柳先卡!”他死了以后,就一次都没叫过。一次都没……(哭泣)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,我要去趟莫斯科……妈妈哭着说:“你这样怎么去啊?”于是就让父亲和我一起去:“让他开车送你过去。”我们拿着存折取了存款,取了所有的钱。

  我不记得那些路了……路从记忆中消失了……我们问第一位警察,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,他告诉了我们。我甚至很吃惊,因为他们一直吓唬我们:那是国家机密,绝密。

 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……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,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。我给值班员塞了钱,她就说“进去吧”。还说了是几楼。我还找过人,也求过别人……就这样,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——安格林娜·瓦西里耶夫娜·古西科娃的办公室。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,我什么都想不起来,我只知道应该见到他,找到他。

  他身上穿的是四十八号病号服,看起来很可笑,袖子短,裤腿也短。他该穿五十二号才是。然而肿胀已经从脸上消失……他们都在输着什么药物……

 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。所有人都跑到这个病房来了,从别的病房跑过来。他们都是我们那儿的人,从普里皮亚季来的。他们二十八个人是用飞机送来的。他们问我:那边怎么样?我们的城市怎么样?我说,开始疏散了,全城撤离三五天。大家沉默了……当中还有两个女人,其中一个事故发生那天在门岗值班,她哭了起来:

 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,哪怕只有一分钟。大伙儿感觉到了,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。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。他躲闪着说:

  “得了,这都是瞎说呢,”我挥了挥手,“你看见哪儿发生爆炸了?那里怎么回事?你们可是第一批到的……”

  第二天,我来的时候,他们已经进了单人病房,每人一间。他们被严禁去走廊,严禁交流。他们靠敲墙彼此联系:嗒嗒,嗒嗒……嗒……医生说,每个人的体质对辐射剂量反应不同,某个人所能承受的,另一个人可能就不行。他们所住的地方,连墙都被“测量”过。在他们左右和上下楼层中的所有人都搬走了,一个病人都不剩……

  我在莫斯科的熟人家住了三天。他们对我说,锅拿去,盆拿去,你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拿去,别不好意思。多好的人啊……多好!我炖了火鸡汤,够六个人喝的。我们有六位小伙子……消防员……

  他们都是当晚值班的人:瓦舒克、基贝诺克、季坚诺克、布拉维克、季舒拉。我在商店给所有人买了牙膏、牙刷、肥皂,这些东西医院都没有。我还买了小毛巾……熟人和朋友们让我很惊讶,当然他们害怕过,不可能不害怕,各种传言满天飞,但他们依旧对我说:需要什么就拿什么,拿吧!他怎么样?他们怎么样?他们会活下去吗?活下去……(沉默)我那时遇见了很多好人,我无法记住所有人……我的世界缩小到了一个点——他……只有他……我还记得一位老卫生员,她告诉我:“有些病治不好。只能坐在一旁,执手相抚。”

  我每天清早去市场,从那里回熟人家,炖鸡汤。洗洗切切,按份盛好。有人提出请求:“带点儿苹果汁来吧。”就带六份半升瓶装果汁……从来都是六份!我去医院,在那里坐到晚上。到了晚上再回到城市的另一端。我还要跑多久啊?三天之后我被告知,我可以住在医院职工招待所,就在医院里面。天哪,太幸福啦!!

  他开始变了——我每天都看见不同的他……烧灼的伤口开始显露……嘴里、舌头上和面颊上,开始出现小块溃疡,之后它们逐渐蔓延。粘液层层结痂,白色的痂皮。他的面色……体色,逐渐变得乌青……紫红……灰褐……但这是我的瓦夏,我那么珍爱的瓦夏!这无法描述!无法记录!那真是生不如死……幸好一切转瞬即逝,没空想,也没空哭。

  我爱他!我不知道有多爱他!我们新婚不久,彼此还没爱够……我们走在街上,他会拉着我的手转圈,还吻啊吻的。路人走过,都在对我们笑。

  来医院的第一天,测量人员就对我进行检测。衣服、书包、钱包和皮鞋,所有物件都在“燃烧”。他们立即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,甚至内衣。没动的东西只有钱。他们给我一件五十六码的病号服,换掉了我四十四码的衣服;还有四十三码的拖鞋,换掉了我三十七码的。他们说,衣服可能送还,也可能不还,因为未必洗得“干净”。我就这么穿着出现在他面前。他吓坏了:“我的天哪,你怎么这身打扮?”我一直变着法熬汤。我把热得快放到玻璃罐子里,再往里扔些鸡块……小小的,小小的……后来有人给了我一个小锅,好像是医院的清洁工或者值班员。有人给了我一块砧板,我在上面切新鲜的香芹菜。我不能穿着病号服去市场,有人会给我送来这些绿菜。但一切都没有用,他甚至连水也不能喝……只能吞生鸡蛋……可我还是想给他们搞点儿有滋味的!好像会有什么用似的。我跑到邮电局:“姑娘们,求你们了,我要马上给我伊万诺-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。我丈夫在这儿快死了。”不知为什么,她们马上猜到我和丈夫是从哪里来的,瞬间就接通了电话。我父亲、姐姐和弟弟就飞到莫斯科来找我。他们送来了我的东西,还有钱。

  五月九日……他常跟我说:“你不能想象,莫斯科有多美!特别是胜利日放烟火的时候。我想让你看到。”我在病房他身旁坐下,他睁开眼睛:

  我不能拥抱他,抚摸他。但是我……我搀扶他起来,让他坐在病床上。我重铺了床单,放好体温计,为他放好便器……清洗好……彻夜陪伴在一旁。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。每一次呼吸。

  还好不是在病房,是在走廊……我头晕,我抓住了窗台……有位医生路过,他抓住了我胳膊,突然发问:

  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,但都不让进。他们的母亲们和我在一起:妈妈获准进来……瓦洛佳·布拉维克的妈妈一直在祈求上帝:“您最好把我带走吧……”

  美国教授,盖尔博士……是他做的骨髓移植手术……他安慰我说:希望是有的,很小,但有。他们的机体还那么强健,年轻人还那么有力量!他所有的亲属都得到了通知。两个姐姐从白俄罗斯来了,弟弟从列宁格勒来——他在那里当兵。小妹娜塔莎,她才十四岁,哭得厉害,也感到恐惧。但是她的骨髓比所有人都适合……(沉默不语)我可以讲这个故事了……以前不行。我沉默了十年。十年……(不语)

  当他得知骨髓取自小妹妹身上的时候,断然拒绝:“我还是死了吧。别动她,她还小呢。”大姐柳达当年二十八岁,她自己也是护士,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“只要他能活下来。”她说。我目睹了手术的过程。他们并排躺在手术台上……手术室有扇大窗户。手术做了两个小时……手术结束后,柳达比他的感觉还差,她的胸前穿了十八个孔,她艰难地从麻醉中苏醒。到现在她体弱多病,成了残废……她曾是一个美丽和健壮的姑娘啊,她一直没嫁人……我那时在两个病房间跑来跑去,一会儿在他那里,一会儿在她那里。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,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,那里严禁入内。那里有特殊仪器设备,不用进入透明薄膜里便可打针,插管子……那里是封闭起来的,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……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……在他床边放了一把小凳子。他的情况更糟了,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。他一直在喊我:“柳霞,你在哪儿?柳霞!”叫啊叫……在其他小伙子住的气压舱,值班的都是士兵,因为编内员工拒绝上班,他们要防护服。倒便器,擦地板,换床单,都是士兵们在做。哪来的士兵呢?我没问……可是他……他……我每天都听说:死了,死了……季舒拉死了,季坚诺克死了,就像当头一棒……

 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,带有血和黏液。手上、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……全身长满水泡。他一转头,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……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,惹人怜爱……我强颜欢笑:“这下省事了,不用梳头了。”没过多久,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。我亲手给他剃的。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。只要我体力允许,我就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他。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……(双手捂住脸,沉默)我兄弟来了,吓得够呛:“我不许你去那儿!”可是父亲对他说:“你拦得住她吗?她能跳窗户!走消防通道进去!”

 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……回来以后,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……大个的,不是金黄色的,而是玫瑰色。他对我笑:“人家送我的,你拿去吧。”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:这个橙子不能吃。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,不仅不能吃,触碰都有危险。“来,你吃,”他恳求说,“你不是爱吃橙子吗?”我把橙子拿在手里。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。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,是麻醉针。护士惊恐地看着我……而我呢?我什么都可以做,我不想让他想到死……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,想到我因此而怕他……有人劝我:“您别忘了,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,不是爱人,而是高污染辐射体。您如果不想自杀,就不要感情用事。”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:“我爱他!我爱他!”他睡着了,我对他低语:“我爱你!”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:“我爱你!”端着便器:“我爱你!”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。在我们的宿舍里……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。他有这个习惯:拉着我的手睡,一整夜。

 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!他……只有他……我就像个瞎子!我连心脏下面的胎动都感觉不到……尽管已经六个月了……我想,我的小宝宝,她在我身体里面就会很安全。我的小宝宝……

 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,没有一个大夫知道。没人能想到。是护士让我进去的。她们一开始也劝我:“你还年轻,你在想什么啊?他已经不是人了,而是个反应堆。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。”我就像条小狗一样,围着她们转……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。说呀,求啊。于是她们说:“随你的便吧!你真是有病。”早晨八点查房之前,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:“快跑!”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。从早九点到晚九点我有通行证。我的腿,膝盖以下都青了,肿了,我太累了。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。我的爱……

 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……没做那事……我一走开,他们就给他照了相……一丝不挂,赤条条的,身上只盖着小床单……我每天都洗这个小床单,到晚上它就会沾满鲜血。我搀扶他的时候,他的一块块皮肤,会粘在我的双臂上面。我恳求他:“亲爱的!帮我一下!用手,用胳膊肘撑着,能撑多久算多久,我给你把床铺平,一条褶子,一道皱纹都不留。”任何一个结节,都会在他身上留下伤。为了防止我的指甲刮伤他,我剪指甲剪到流血。没有一个护士愿意走近他,触摸他,需要的话都是叫我。可他们,他们就会照相……说是为了科学。我真想把他们都轰出去!骂一顿,打一顿!他们怎么能这样!要是我也不让他们进去呢……要是……

  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……走到墙边,走到沙发旁,我眼中看不到其他人。我拦住护士:“他会死的。”她对我说:“还能怎么样?他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,四百伦琴就可置人于死地。”她也感到惋惜,但那是另外一种。可他是属于我的……是我的爱。

 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……早晨八点我对他说:“瓦先卡,我出去一趟。我稍微休息一会儿。”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——他让我走。我就去了招待所,来到自己的房间,躺在地板上,浑身疼痛。

 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:“快去!快到他那儿去吧!他正狂喊呢!”就在那时,塔尼亚·基贝诺克恳求我,她说:“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。你不去,我去不了。”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·基贝诺克和瓦洛佳·布拉维克。他们和我们是朋友,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。爆炸前一天,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。我们的丈夫们,他们多潇洒啊!多快乐啊!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……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……我们多幸福啊!

 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:“他怎么样?”“十五分钟前死了。”什么?我整宿都在他身边,就离开了三个小时!我趴在窗户上大叫:“为什么?为什么?”我望着天大喊……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……人们害怕来看我……冷静下来后: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!最后一眼!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……他还躺在气压舱里,没被抬走,他最后的话是:“柳霞!柳先卡!”“她刚走,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护士安慰他,他叹了口气,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。

  我与他寸步不离……我陪他走到棺椁前……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,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……就是个袋子……他们在太平间问我:“如果您想的话,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。”我想!他们给他穿了礼服,头盔放在胸前。鞋穿不上,因为脚肿了。双腿肿得像炸弹。礼服也剪开了,因为穿不进去。躯体已经不完整了,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。在医院的最后两天……我抬起他的手臂,骨头松松垮垮,晃晃荡荡的,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。肺的碎块,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……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……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,把东西抠出来……这没法儿说!也没法儿写!甚至让人难以忍受……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……他任何号码的鞋都穿不上……光着脚入殓……

  他们当着我的面……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,并把它扎紧。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……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……塑料袋是透明的,但像油布一样厚重。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,勉强挤下了。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。

  所有人都来了……他的父母,我的父母……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头巾……特别委员会接见了我们。他们跟所有人讲的都是那套话: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,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,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,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。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,水泥板下面。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,需要你们同意。如果有人抗议,想把棺椁运回家乡,他们就对他说,他们是英雄,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。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……属于国家。我们坐上灵车……都是亲属和一些军人。上校带着无线对讲机……对讲机里说:“请等待我们的命令!请待命!”我们沿着环路,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。又转回莫斯科……对讲机说:“不要前往墓地。一群外国记者正突袭墓地。再等等。”父母们都沉默不语……妈妈的头巾是黑色的……我感觉我快晕倒了。我情绪激动起来:“干吗要藏我丈夫?他是谁呀?凶手?罪犯?刑事犯?我们在安葬谁?”妈妈说:“别说了,别说了,闺女。”她抚摸着我的头,拉着我的手。上校报告说:“请允许我们前往墓地。妻子已经歇斯底里了。”士兵们在墓地将我们包围起来。我们被护送着前行。抬棺的也有人护送。所有的亲戚……谁都不能去做最后的告别……瞬间便填土了。“快点儿!快点儿!”军官命令道。连拥抱棺椁都不让。

  我们很快就买好、取到了回程票……是第二天的……有个身穿便服军人举止的人一直跟我们在一起,他甚至不让我们外出买路上吃的食物。他要求我们千万别跟人传闲话,尤其是我。好像我那时候已经可以传闲话似的,实际上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我们走了以后,女值班员清点了所有毛巾,所有床单,立即将它们塞进了塑料袋里……可能,已经烧了……我们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费。付了十四昼夜的……

  我回到家便睡了。我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,睡了三天三夜。谁也叫不醒我……后来救护车到了。“没事,”医生说,“她没死,她会醒的。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噩梦。”

  我还记得那个梦……死去的奶奶朝我走来,穿着我们给她下葬时穿的衣服。她在装饰圣诞树。“奶奶,为什么要摆圣诞树?现在是夏天啊。”“要有圣诞树。你的瓦先卡马上就来了。”他在树林中长大。我还记得……第二个梦……瓦夏穿着白衣来了,在叫娜塔莎,我还没有生出来的小女儿。她已经很大,我惊奇不已,她什么时候长到这么大的?他把她举过头顶,他们在笑……我看着他们,心里想,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么简单!后来我又梦见……我和他一起走在水上。走了很久很久……他好像让我别哭。还从那儿做了个手势,从天上。(她沉默良久)

  我两个月后又去了莫斯科,一下火车就来到墓地。去找他!在那里,在墓地我就开始了阵痛。我刚开始跟他说上话……有人帮我叫了救护车。我给了他医院的地址。我就在那儿分娩……在安格林娜·瓦西里耶夫娜·古西科娃那里……她那时就提醒过我:

  他们给我看……女孩儿……“娜塔申卡,”我喊她,“爸爸给你起的娜塔申卡。”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婴儿。小胳膊,小腿儿……可她有肝硬化……肝上有二十八伦琴辐射……先天性心脏病……四个小时后我被告知,女孩死了。又是那一套……我们不会把她交给您!你们怎么能不给我呢?!我不会把她交给你们!你们又想把她拿去做科学实验,我恨死你们的科学了。我恨!科学先从我手里夺走了他,现在又想……我不给!我自己安葬了她。在他身边……(她转而低语)

  我跟您讲的都不应该讲……我中风后不能喊叫,不能哭泣。可是我想……我想让人知道……还没有人认识她。我还没有把我的小女儿交给他们的时候,我们的女儿……那时他们给我送来一只小木盒:“她在那里面。”我看了一眼:她被襁褓包着,好像睡在里面。我哭了:“把她安葬在他的脚下。请告诉他,这是我们的娜塔申卡。”

  在那里,墓碑上没写娜塔莎·伊格纳坚科……那里只有他的名字……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……什么都没有……只有灵魂……我将她的灵魂安葬在那里……

  我去看他的时候总是捧着两束花:一束给他,第二束给她放在角落里。我在墓旁跪着,总是跪着……(语无伦次)我杀了她……我……她……救了我……我闺女救了我,她将所有辐射都吸收了,替我承受了。她还是那么弱小,是个小不点儿。(喘不上气来)她保全了我。可是我爱他们两个人……难道……难道可以用爱杀人吗?多么浓烈的爱啊!爱与死,为什么近在咫尺?它们常在一起。谁来解释?谁来说明?我在墓旁跪着爬……(长时间沉默)

  他们在基辅给了我一套居室,在一幢大楼里,住着所有离开核电站的人。大家都是熟人。房子很大,是我和瓦夏梦想的两居室。我住在那里快要疯了!我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——都是他,他的眼睛……我开始装修,我不想坐着,想把这些全都忘记。就这样过了两年……我梦见……我和他走着,他光着脚走。“你干吗老打赤脚?”“因为我什么都没有。”我去了教会……神父告诉我:

  “你应该买双大号拖鞋,放在一个人的棺椁上。写个纸条——是给他的。”我照办了,我去了莫斯科,并且立即去了教会。在莫斯科我离他近……他就躺在那儿,躺在米京墓地里……我对墓地管理员说如何如何,我想放一双拖鞋。他就问我:“你知道这该怎么做吗?”他又讲了一遍……正巧送来一个老爷爷安葬。我走到棺椁跟前,掀起蒙着的单子,就放进去一双拖鞋。“条子写好了吗?”“是,写好了,但没写他在哪个墓地。”“他们那儿是同一个世界。会找到他的。”

  我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愿望。我夜里站在窗前,望着天:“瓦先卡,我该怎么办?我不想活着没有你。”白天我路过一所幼儿园,停下来看……看啊,看着孩子们……我要疯了!于是半夜问道:“瓦先卡,我要生个孩子。我已经害怕一个人待着了。我再也撑不下去了。瓦先卡!!”还有一回我祈求说:“瓦先卡,我不需要男人,没有比你再好的了。但我想要个孩子。”

  我找了个男人……跟他说了一切……说了所有实情:我只有一个爱人,我爱他一辈子。我对他坦陈一切……我们约会,可我从来没有让他到我这里来过,我没办法让他来我家。瓦夏在家呢……

  我在糖果厂上班。我一边做蛋糕,一边泪流不止。我不哭,只是流泪。有一次我对姑娘们说:“请别怜悯我。你们要是怜悯,我就走。”用不着怜悯我……我曾经是幸福的……

  瓦夏的勋章送来了。红色的……我好久都不能看它,一看就会流泪,止不住……我生了个男孩。叫安德烈……安德烈伊卡……闺密曾经劝阻我:“你不能生孩子。”医生也吓唬我:“你的身体承受不住。”然后……然后他们又说,他没有手臂……没有右手……仪器显示……“那又怎么样?”我想,“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。”可是我生了一个正常的……漂亮的男孩……他已经上学了,成绩全是五分。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为之呼吸和活着的人。我的生命之光。他很懂事:“妈妈,要是我到奶奶那儿待两天的话,你能呼吸吗?”我不能!跟他分开一天我都害怕。我们走在街上……我觉得不舒服,跌倒了……那时我经受了第一次中风……在那里,在街上……“妈妈,我给你弄点儿水喝?”“不要,你站在我身边,哪儿也别去。”我抓着他的手。后来就不知道了……我在医院睁开眼睛……我把安德烈伊卡的手抓得那么紧,医生好不容易才掰开我的手指。他的手青了很久。现在我们外出时,他会对我说:“妈妈,别抓我的手。我不会离开你的。”他也经常生病:两周在学校,两周在家看医生。我们就这样过日子。我们为彼此担惊受怕。每个角落都是瓦夏……

  他的照片……我半夜就和他说呀说……有时候,他在梦中对我说:“让我看看我们的孩子。”我和安德烈伊卡来了……可他却牵着女儿的手。他老是跟女儿在一起,只和她玩耍……

  我就这样活着……同时活在现实和非现实的两个世界。我不知道,哪个对我更好……(起身,走到窗边)我这样的人很多,整条街都是,它被称作切尔诺贝利大街。这些人在电站工作了一辈子,很多人至今还去那里值班,现在电站实行值班制。谁也不住在那儿了,以后也不会了。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,落下残疾,但没有放弃工作,想都不敢想。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——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。今天在其他地方,还有谁,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?死亡经常发生。死亡就在刹那间。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——走着走着就倒下了,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。去给护士送花,心脏就不跳了。站在公共汽车站……他们正在死去,却没人真正过问。问我们经历过什么……看见过什么……人们不想倾听死亡,不想倾听恐怖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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